泰山名人文化研究
近年来，泰山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切入的新成果，泰山文化的基本特征、精神内涵正日益被人们认识。泰山文化的内容淹博复杂，作为中华名山文化的一个典型，其中与“名人”相关联的部分，更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泰山文化的这一组成部分，袁爱国同志的新著《泰山名人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概括为“泰山名人文化”，并作了具体而微的阐发。我们认为，与以往出现的探讨泰山与名人关系的一些论著、论文相比较，这一新著从泰山与名人的关系这一视角着手，观点新颖独到、方法得力应手、材料丰富完整，在泰山名人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是近年来泰山文化研究的新收获。
具体说来，《泰山名人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提出了“泰山名人文化”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做了宏观把握。著者认为，“泰山名人文化是以泰山为载体和对象，生发创造出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山岳文化。”“所谓泰山名人文化，专指为泰山所独有的人文景观，它实质上是名人与山岳结合，创造出的一种精英文化。”（《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泰山名人文化绪说》〈以下简称《绪说》〉，《泰山名人文化》第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仅注明篇名及页码）对于泰山名人文化的内容，著者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１、以泰山喻人生，成为博大、崇高的精神象征；２、强烈的进取心和建功立业精神；３、对泰山封禅进行客观记载和学术研究；４、积极的探索精神和积极的参政意识；５、对泰山自然景观的描写赞颂；６、从泰山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中汲取素材营养，进行整理、加工与创作，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佳构；７、对泰山文化内涵与本质的深入发掘。（《绪说》，第3~4页）泰山名人文化是否只是上述七个方面，我们将在下文详述，但这七个方面的内容都是确实存在的，则是勿庸置疑。为什么会形成泰山名人文化？著者认为：“中国的文人名士，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泰山情结。泰山之于他们，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具象，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心理象征。它直接起源于原始先民的泰山崇拜。”这种泰山情结甚至到了魂萦梦绕的程度。（《绪说》，第1~2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泰山的文化真谛在进行着深深的思考。金代元好问所称的“泰山为天壤间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诬者”（《内翰王公墓表》）、其弟子郝经的“中华正朔，建极启元”（《泰山赋》）对泰山的内涵有所逼近，而明末张岱“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及“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观”，已经“触到了长期以来朦朦胧胧、欲浮欲现的泰山文化的底蕴与本质”（《绪说》，第5页）。著者的这些认识虽然仅仅是通过对“中国的文人名士”这一特定社角色的考察分析得出的，仍然有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著者同时认为，泰山名人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１、悠久的时代性；２、广泛的民族性；３、创作的集体性；４、积累的渐进性。（《绪说》，第4~7页）著者的这些观点在不同的篇章中有相应的体现，而在开篇的《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泰山名人文化绪说》中得到集中阐述。在对以上几个方面作了论说之后，著者有对泰山名人文化的现代意义做了评估，对泰山名人文化的研究前景作了展望。（《绪说》，第7~8页）我们认为，著者对泰山名人文化的基本内涵的总体把握及其内容、特征等方面的具体观点，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切中了泰山名人文化的要旨。
二、应用了个案分析法，对“泰山名人文化”事项做了微观透视。“泰山名人文化”的概念、内容及特征的概括，来自对名人与泰山关系的具体剖析。对此，全书正文除《绪说》外共三十四篇，著者成功地运用了“个案分析法”，对名人与泰山相关联的具体事项做了具体分析，这些分析包括三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对每个名人个体与泰山关系的独立分析，如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李斯（？~208）长期担任秦相，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加强统治，是一位与秦代兴亡联系十分密切的人物。著者指出：“李斯的政治生涯，与泰山有不可分割的因缘。他的一生凡四次与泰山有关。”第一次是秦王政十年（前237）的逐客事件，李斯上《谏逐客疏》，其中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等比喻劝谏秦王广缆人才，完成统一大业。秦王因此醒悟，收回逐客的成命。秦国的统一事业免于夭折，李斯也度过了这次危机。第二、三次是李斯以丞相之职分别随从秦始皇、二世封禅、东巡泰山，在泰山刻石纪功之事。第四次是李斯受到二世猜疑，上《论督责疏》，以“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等比喻劝谏二世加强独裁，以重刑治乱世，希图逢君之恶，保全自己。结果使秦朝加速走向灭亡，李斯也没有逃脱系狱身死的厄运。著者在详述了以上史实后，指出了李斯对泰山文化的贡献：秦朝的统一大业与封禅盛举，与李斯密不可分，李斯的文章与泰山刻石更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原事业 祗颂功德》，第19~26页）又如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前145~前87？）一生多次往来于泰山，进行游览考察，又多次随从武帝封禅泰山，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衡量人生价值并自励，身处逆境，仍然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完成了不朽的巨著《史记》，其中的《封禅书》对泰山封禅的起源与秦皇汉武的封禅活动进行了探索记述。著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重于泰山”的崇高精神境界，是司马迁的人生哲学体现，正是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司马迁在其著作中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封禅书》中也特别得到体现，这都是对泰山文化的杰出贡献。司马迁的“这种不畏艰难的宏伟气魄和自强不息的可贵品格，也在激励着百折不挠、用于创造的民族气质，强化着凝重深沉、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睹符瑞见而臻乎泰山者》，第27~37页）。这应当就是泰山名人文化所具有的“广泛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一种情形是对每个名人个体及其相关群体（在袁著中涉及到名人“群体”时使用了“集团”的说法，我们认为称之为名人“群体”这一相对带有更多松散意味的说法更加适宜）的分析，如孔子与孔门弟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第9~18页）、曹操与曹植（《我本泰山人》，第38~50页）诸篇即是。又如辛弃疾与党怀英，“俱山东人，少同舍属。金国初遭乱，俱在兵间。辛一旦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为一时文字宗主。二公虽所趋不同，皆有功业，宠荣视前朝陶毂、韩熙载亦相况也。”（金·《归潜志》卷八）著者指出：“这种奇特的现象，颇耐寻味。”对辛党二人的身世经历及其与泰山的关系分别作了勾勒，对二人的完全相背的政治道路和迥然不同的诗文风格作了比较。（《壮岁旌旗拥万夫 独携珍琴写溪声》，第141页）还有一种情形则是对相对松散的名人群体适当分篇展开分析，如李白（《天门一长啸 万里清风来》，第60~73页）与杜甫、李邕、高适、苏源明等盛唐诗人（《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第74~87页）、孙复、石介、泰山书院诸生（《不度蹄涔微 直欲触鲸鲤》，第88~105页）与欧阳修（《能使鲁人皆好学》，第105~118页）诸篇。这其实是上述两种情形相互一种的结合。恰恰说明了泰山名人文化所具有的“创作的集体性”这一鲜明特征。
三、发掘了丰富的新史料，并对全部史料完整地予以引录，为进一步研究“泰山名人文化”这一课题提供了基础和借鉴。新的史料的发现，往往会对一些纠缠不清的历史疑问作出回答，著者在研究过程中发掘出了许多新的史料，解决了关于泰山名人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元代东平著名诗人王旭（1245~？），生平事迹不见于正史记载，地方志书的记载也极为简略，所著《兰轩集》十六卷长期埋没不显，著者据《四库全书》所收该集检出其人的泰山诗文数十首（篇），并对王旭在泰山的创作、交游等活动做了考证。（《移家岱宗下 日与山相亲》，第252~272页）。元末明初著名画家王蒙（1301~1385）于明洪武二年（1369）出任泰安知州，无疑是泰山名人文化的重要关目，但其人在泰山的活动久未被研究者措意，著者广搜博讨，除了检出泰山诗文外，特别查到其人的泰山画作《岱宗密雪图》、《清溪书楼图》史料，揭出了泰山艺术史上这一重要史实。（《飞仙挟我游天门 足蹑万壑云雷奔》，273~282页）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其文学成就往往为他的功业学术所遮掩，因而较少有人论及。著者检出其人的泰山诗作八首，并予以评析。（《路入天衢畔 身当宇宙中》，第297~304页）著者对名人史料的引录，特别注意到完整全面，形成了这一新著的一个特点。这样做的结果，对准确完整地把握名人文化，进而予以更深层次的研究探讨，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借鉴。
通观全书，我们认为这部专著把泰山名人研究的课题提升到文化现象的层面上予以剖析总结，并且得出了很多极富新意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确属一部填补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空白的力作。
具体说来，《泰山名人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提出了“泰山名人文化”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做了宏观把握。著者认为，“泰山名人文化是以泰山为载体和对象，生发创造出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山岳文化。”“所谓泰山名人文化，专指为泰山所独有的人文景观，它实质上是名人与山岳结合，创造出的一种精英文化。”（《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泰山名人文化绪说》〈以下简称《绪说》〉，《泰山名人文化》第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仅注明篇名及页码）对于泰山名人文化的内容，著者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１、以泰山喻人生，成为博大、崇高的精神象征；２、强烈的进取心和建功立业精神；３、对泰山封禅进行客观记载和学术研究；４、积极的探索精神和积极的参政意识；５、对泰山自然景观的描写赞颂；６、从泰山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中汲取素材营养，进行整理、加工与创作，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佳构；７、对泰山文化内涵与本质的深入发掘。（《绪说》，第3~4页）泰山名人文化是否只是上述七个方面，我们将在下文详述，但这七个方面的内容都是确实存在的，则是勿庸置疑。为什么会形成泰山名人文化？著者认为：“中国的文人名士，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泰山情结。泰山之于他们，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具象，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心理象征。它直接起源于原始先民的泰山崇拜。”这种泰山情结甚至到了魂萦梦绕的程度。（《绪说》，第1~2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泰山的文化真谛在进行着深深的思考。金代元好问所称的“泰山为天壤间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诬者”（《内翰王公墓表》）、其弟子郝经的“中华正朔，建极启元”（《泰山赋》）对泰山的内涵有所逼近，而明末张岱“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及“正气苍茫在，敢为山水观”，已经“触到了长期以来朦朦胧胧、欲浮欲现的泰山文化的底蕴与本质”（《绪说》，第5页）。著者的这些认识虽然仅仅是通过对“中国的文人名士”这一特定社角色的考察分析得出的，仍然有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著者同时认为，泰山名人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１、悠久的时代性；２、广泛的民族性；３、创作的集体性；４、积累的渐进性。（《绪说》，第4~7页）著者的这些观点在不同的篇章中有相应的体现，而在开篇的《中国名人的泰山情结——泰山名人文化绪说》中得到集中阐述。在对以上几个方面作了论说之后，著者有对泰山名人文化的现代意义做了评估，对泰山名人文化的研究前景作了展望。（《绪说》，第7~8页）我们认为，著者对泰山名人文化的基本内涵的总体把握及其内容、特征等方面的具体观点，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切中了泰山名人文化的要旨。
二、应用了个案分析法，对“泰山名人文化”事项做了微观透视。“泰山名人文化”的概念、内容及特征的概括，来自对名人与泰山关系的具体剖析。对此，全书正文除《绪说》外共三十四篇，著者成功地运用了“个案分析法”，对名人与泰山相关联的具体事项做了具体分析，这些分析包括三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对每个名人个体与泰山关系的独立分析，如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李斯（？~208）长期担任秦相，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加强统治，是一位与秦代兴亡联系十分密切的人物。著者指出：“李斯的政治生涯，与泰山有不可分割的因缘。他的一生凡四次与泰山有关。”第一次是秦王政十年（前237）的逐客事件，李斯上《谏逐客疏》，其中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等比喻劝谏秦王广缆人才，完成统一大业。秦王因此醒悟，收回逐客的成命。秦国的统一事业免于夭折，李斯也度过了这次危机。第二、三次是李斯以丞相之职分别随从秦始皇、二世封禅、东巡泰山，在泰山刻石纪功之事。第四次是李斯受到二世猜疑，上《论督责疏》，以“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等比喻劝谏二世加强独裁，以重刑治乱世，希图逢君之恶，保全自己。结果使秦朝加速走向灭亡，李斯也没有逃脱系狱身死的厄运。著者在详述了以上史实后，指出了李斯对泰山文化的贡献：秦朝的统一大业与封禅盛举，与李斯密不可分，李斯的文章与泰山刻石更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原事业 祗颂功德》，第19~26页）又如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前145~前87？）一生多次往来于泰山，进行游览考察，又多次随从武帝封禅泰山，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衡量人生价值并自励，身处逆境，仍然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完成了不朽的巨著《史记》，其中的《封禅书》对泰山封禅的起源与秦皇汉武的封禅活动进行了探索记述。著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重于泰山”的崇高精神境界，是司马迁的人生哲学体现，正是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司马迁在其著作中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封禅书》中也特别得到体现，这都是对泰山文化的杰出贡献。司马迁的“这种不畏艰难的宏伟气魄和自强不息的可贵品格，也在激励着百折不挠、用于创造的民族气质，强化着凝重深沉、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睹符瑞见而臻乎泰山者》，第27~37页）。这应当就是泰山名人文化所具有的“广泛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一种情形是对每个名人个体及其相关群体（在袁著中涉及到名人“群体”时使用了“集团”的说法，我们认为称之为名人“群体”这一相对带有更多松散意味的说法更加适宜）的分析，如孔子与孔门弟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第9~18页）、曹操与曹植（《我本泰山人》，第38~50页）诸篇即是。又如辛弃疾与党怀英，“俱山东人，少同舍属。金国初遭乱，俱在兵间。辛一旦率数千骑南渡，显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为一时文字宗主。二公虽所趋不同，皆有功业，宠荣视前朝陶毂、韩熙载亦相况也。”（金·《归潜志》卷八）著者指出：“这种奇特的现象，颇耐寻味。”对辛党二人的身世经历及其与泰山的关系分别作了勾勒，对二人的完全相背的政治道路和迥然不同的诗文风格作了比较。（《壮岁旌旗拥万夫 独携珍琴写溪声》，第141页）还有一种情形则是对相对松散的名人群体适当分篇展开分析，如李白（《天门一长啸 万里清风来》，第60~73页）与杜甫、李邕、高适、苏源明等盛唐诗人（《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第74~87页）、孙复、石介、泰山书院诸生（《不度蹄涔微 直欲触鲸鲤》，第88~105页）与欧阳修（《能使鲁人皆好学》，第105~118页）诸篇。这其实是上述两种情形相互一种的结合。恰恰说明了泰山名人文化所具有的“创作的集体性”这一鲜明特征。
三、发掘了丰富的新史料，并对全部史料完整地予以引录，为进一步研究“泰山名人文化”这一课题提供了基础和借鉴。新的史料的发现，往往会对一些纠缠不清的历史疑问作出回答，著者在研究过程中发掘出了许多新的史料，解决了关于泰山名人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元代东平著名诗人王旭（1245~？），生平事迹不见于正史记载，地方志书的记载也极为简略，所著《兰轩集》十六卷长期埋没不显，著者据《四库全书》所收该集检出其人的泰山诗文数十首（篇），并对王旭在泰山的创作、交游等活动做了考证。（《移家岱宗下 日与山相亲》，第252~272页）。元末明初著名画家王蒙（1301~1385）于明洪武二年（1369）出任泰安知州，无疑是泰山名人文化的重要关目，但其人在泰山的活动久未被研究者措意，著者广搜博讨，除了检出泰山诗文外，特别查到其人的泰山画作《岱宗密雪图》、《清溪书楼图》史料，揭出了泰山艺术史上这一重要史实。（《飞仙挟我游天门 足蹑万壑云雷奔》，273~282页）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其文学成就往往为他的功业学术所遮掩，因而较少有人论及。著者检出其人的泰山诗作八首，并予以评析。（《路入天衢畔 身当宇宙中》，第297~304页）著者对名人史料的引录，特别注意到完整全面，形成了这一新著的一个特点。这样做的结果，对准确完整地把握名人文化，进而予以更深层次的研究探讨，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借鉴。
通观全书，我们认为这部专著把泰山名人研究的课题提升到文化现象的层面上予以剖析总结，并且得出了很多极富新意的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确属一部填补泰山名人文化研究空白的力作。
下一篇：下面没有链接了
文章评论
共有 位泰安网网友发表了评论 查看完整内容